[23] 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就发现，尽管日本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祭天礼就很少，参见前注17，渡辺信一郎书。

在规则层面，美欧双方更通过影响数据跨境规则的构建来贯彻各自的理念，并以双边协调到多边合作再到单边制裁的方式展开博弈。随着美国近年来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更进一步促使俄罗斯强化数据的本地化存储，通过对谷歌、推特等互联网企业合规与处罚，强调企业数据本地化存储的义务，呈现出一种孤岛式的数据保护模式。

在全球数据博弈中，国际法的协调作用依旧应予重视。[23] 因此，无论是欧洲对公民人权的保护还是新兴国家对网络主权的捍卫，都促使以本地化存储为核心的数据本地主义原则的产生和确立。所谓硬法是指明确约定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具有执行机制且国际社会成员认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规则，[40]主要表现为《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的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27]因此，对内不断强化数据的人权价值和对外强调欧盟数据主权的概念都已成为数据保护的核心，也成为欧洲公权机构所肩负的公法义务。故在这一经济治理模式下，强调公权在维护数据主权性和公民数据隐私的义务性的双重作用也成为必然的逻辑结果。

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谈判中，欧盟始终立足人权保护立场强调数据跨境流动必须满足欧盟标准，且相关数据和具体行为必须受到欧盟的控制与监管。[57] 参见王志安：《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的国家立法管辖权——数据本地化与数据全球化的大对抗？》，载《交大法学》2019年第1期，第18页。巴厘国家中，也需要经常性地向百姓宣示其统治是合法的，首先，要划分王室与平常人的生活，将王室尤其是国王神圣化。

纳粹的人口政策是被描述为一种无痛苦的计划，发达的医学也被用于此途。[84] 王铭铭对台湾的研究表明，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民教宗教复兴，参见王铭铭，石碇村——民间权威、生活史与社会动力，载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三联书店1997年版。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说，一个君主被另一个君主取代本身并不意味着这种制度的被削弱——只不过是原有秩序被复制了而已，是其内卷化的扩展或者说位移，就像一个经历了文革十年之后的人，在批评文革时，可能满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离我们还不遥远。人类所追求的不止是利益，还有认可。

当然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两种类型的国家衰亡，一种是新君主代替旧君主但保持原来的统治策略，使原有统治模式被复制，另一种是新的统治模式的引入，可以借助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46] 激情具有一种深刻的破坏力，对于政治统治而言，激情于变动有益但于稳定无助，正如卡理斯玛统治适合革命与改革，而法理型统治适合正常社会一样。

人类学是一种西方的知识模式，并且，它持续地将非西方性的文化‘他性界定为中心。如2012年11月9日在中央民族大学所做的演讲文化转型的人类学就非常突出地强调了这一点。霍布斯接触《几何原本》是在40岁之后的事情了，其政治哲学的道德基础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奠定在对人类生活的直接经验之中，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显然，西方人类学家已经认识到巴厘的风俗的落后，真是应该归功于英国人的统治，他们使得这种邪恶的殉葬瘟疫能够在印度被连根拔除，毫无疑问，在此之前荷兰人在巴厘也同样施为。

[63] 参见米歇尔·福柯：《治理术》，赵晓力译，载《社会理论论坛》，1998年5月总第4期。[35] 参见[法]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189页。See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4-20. [48] Rohan首开利益与激情的对立，到La Rochefoucauld消解了激情，并且将几乎所有的美德都转化为了自利。随着人们对人性认识的加深，霍布斯开始以物理学的方法来解释人性，霍布斯的国家已经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了。

[36] （二）高处不胜寒：神的烦恼 现代的社会中，保留君主的国家，一般君主只是保有荣典权，具体的国家事务他是不干涉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君主才显得崇高——因为他/她不会出错。[15] Legality与legitimacy作为一对概念，以往被翻译为合法律性与合法性，但是鉴于合法性经常被当作是实证主义上的合法性，所以现在这对英文更多被翻译为合法性与正当性。

但是，这种庆典是极度耗费的，也就是说，庆典在树立宗教上、精神上的权威的同时，物质上的损失是巨大的。每个法律都是一定区域内许多地方性之上的共性的东西，法律没有想去包容一切，所以我们会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也就是说，法律已经在尽量缩小自己的领地，以此换得大家的共识，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必然会放弃一些东西，否则，社会交往的成本就会高到令人无法忍受了。

[87] 涂尔干意义上的加强社会团结的庆典，被韦伯意义上科层式的方式实施着，有学者在研究新加坡的国庆庆典时指出这个悖论，参见拉加：《营造传统——新加坡国庆庆典》，《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47-154页。[58]简单地说，只有将人当作是没有感情、没有触觉的动物时，此等有计划的、利用最先进技术的种族灭绝才有可能实施，才有可能不在德国人之中引发反抗。[37]那么，聪明的国王会自己走下神坛，政治也就向着世俗政治转化。格尔兹以人类学的视角去看待19世纪的巴厘的政治状况，试图将巴厘国家中通过庆典来型构政治秩序的特色表现出来。这几个部分都与庆典、祭祀等活动紧密相连，如核心世系的庙宇是登基加冕、重大自然灾害后的献祭等活动发生地。[56] 大屠杀是除魅的最好的例子，是合理化发展的结果，大屠杀不是倒退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它是现代文明的韦伯式理性牢笼的例子。

[91] 从这个意义上说，激情不能完全寄托于个人身上，因为人作为一个社会的动物，在进入社会时就预设着要放弃一些太过个人化的激情。[57] 这三部电影都再现了纳粹德国时期的某些面貌。

[47]但是何种激情是需要被驯化的（required taming），何种激情是作为驯化者（tamer）？最后，利益成为了唯一的驯化者。强世功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以1976-1981年的刑事司法为切入，深刻地揭示了法治的兴起及其带来的重要变革。

[46]对此大致有三种应对之道，压制（repress）或教化（harness/civilize）的路径最终没有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以一种激情对抗另一种激情。韦恩·莫里森指出，如果没有一整套的社会叙事和结构条件，希特勒个人的魅力是无法使得这一工程实行的在。

后来世俗社会兴起，正当性开始基于个人之共识、契约、商谈而获得。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中，格尔兹反思了西方经典国家学说，他将西方关于国家的几种主要的理论归结为：（1）国家尊严部分的功能在于迎合实效性部分，都是在为政治事务服务。[88] 2009年国庆烟火晚会时的56根民族团结柱，因为阻碍了旅游，被存放在了原来的生产地。[12] 在解释法律时，格尔兹提倡从功能主义的解释转向法律的阐述观，重要的是意义，而非功能，[美]克利福德·吉尔茨：《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46页。

社会科学中有很多关于仪式的研究，就人类学而言，仪式主要是一种超越于世俗性的神圣表演，在这其中，人的存在的物质性和世俗性被排除了，剩下精神性因素和神圣的所在。第二，安抚被支配者，让其内心平和，认同于这种受奴役的地位。

[16]总的来说，法理型国家之前，正当性的基础在于神魅或传统，之后降落到世俗之中。[27]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页。

[70] 这种现象也可以从象征资本的再现中体会到。但是日本天皇本身就被当作是天之化身，不需要通过祭天来神化自身。

近代政治哲学之奠基人马基雅维利区分理想和现实，关注现实的政治，以利于国王的统治，他对人性的基本假定是非常消极的，所以在此基础上的国家可以不讲道义，唯利是图。也就是说，激情在稳定的现代社会中必须被理性驯化，现代社会是一个法理型统治的社会。[72] 利益与激情的斗争是持久战，利益与激情之间的循环在于，但利益增长到一定的阶段后，激情会以更加激烈的形式再现，参见成伯清：《没有激情的时代？——读赫希曼的激情与利益》，《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220-222页。火葬是所用庆典仪式中最具震撼性的。

[34] 格尔兹，1999，第20页。如果哪一天，死去拉甲的妃嫔抗拒殉葬的命运，而她的行为得到了其亲属甚至普通民众的认同——她是如此无辜进而人们为她破例……整个体系也会改变，甚至新统治者本身也会去这样做：因为以往找人殉葬可以提升神性，巩固统治，而现在将自己的前任的妻子送去火场会威胁自己的权威，他肯定不会这样做了。

第二，统治者的获利主要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一种象征资本，当然最终也会要转化为实际的资本。现代政治话语中的国家（state）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是在位置、状况、级别等意义上表示地位或等级。

人类学试图要把自己从西方所创造的存在的负担中解放出来时所面对的困难，因为，西方建立起了一种支配，其一直在持续地施加影响，尽管是以一种更加竞争的方式。** 邵六益，北京大学法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Email：shaoliuyi@gmail.com。